壮族医药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壮医药学概论（第五章）
壮族医药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壮医药学概论（第五章）
第五章 壮族医药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唐宋～民国）
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明清时期中医与壮医的互相渗透，使壮医迅速发展，壮医理论开始萌芽，壮药使用的品种范围更加扩大，用药经验日趋丰富，诊疗技术进一步提高，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十余种治疗方法，创造了大量的验方、秘方，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医学著作及名医随之产生，为壮医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一、壮医理论的萌芽
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对壮族医药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陶针、金针等治疗方法的广泛使用，壮医药知识也由零星积累逐渐系统化，大约在唐宋之际，壮医理论已处于萌芽状态，其标志是壮医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毒、蛊、痧、风、湿等病证的防治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一）对瘴病、痧病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由于壮医理论的萌芽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发展，使壮医对壮族地区多发病、常见病有了较明确、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瘴病、痧病的认识从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分类到治疗预防等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壮族地区地处亚热带丘陵山区，山峦叠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植被茂密，动物繁多。这种自然气候环境为壮族先民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利于疾病的滋长，尤其是炎热多雨的气候，使动物的尸体及败草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瘴毒，严重地威胁着壮族先民的生命。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了解当时对“瘴”的认识水平。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瘴气是由“杂毒因暖而生”及“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指出：“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又说：“两江（按：指左江、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以及“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疹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明确指出瘴气症状如疟疾。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气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但作者是在壮族地区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反映了当时壮医对瘴病的认识水平。
痧病亦是壮医认识较早的一种我国南方夏秋季节多发的病证。虽直到元代危亦林所撰的《世医得效方》才有痧病的记述，但在这之前，壮医对痧病应当早有认识，痧病指热性疫病，或暑热病证。其病因病机是：机体内虚，正气不足，暑热湿秽所生之痧毒、疠气乘虚而入，使人体气血阻滞，气机升降运行失常而发病。壮族对痧病的临床表现及类型可以说妇孺皆知，治疗方法丰富多彩。痧病按其临床表现分为痧气、红毛痧（又称羊毛痧）、标蛇痧、绞肠痧、夹色痧、黑利（舌）痧、喉痧等。治疗方法根据病情轻重而定，病情较轻的，可选徒手捏痧法；病情较重的，可选用捏刺法、刮痧疗法、割痧法、挑痧法、点痧法、绞痧法或捏痧器疗法、熏蒸疗法、温浴疗法、擦治疗法，并可配合祛风解毒的草药内服，疗效更佳。
（二）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初步认识
壮医对人体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另一方面，中医的影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