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医基础理论——壮医药学概论（第七章）
壮医对脾脏的生理功能认识较晚。因长期弄不清楚其功能作用，认为好像是多余的甚至是被遗忘的器官，故而壮语称之为“咪隆”(意为“容易遗忘的器官”)或“咪蒙隆”(意为“不知其作用的器官”)。后来大约在屠宰禽畜及解剖中，一再发现脾脏内藏血较多，加之人生气时叫“发脾气”，慢慢领悟到，脾脏可能是一个人体气血的贮藏调节库。
壮医认为人体的生殖繁殖机能，也是由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形成的。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男精产生于“咪麻”(睾丸)，女精产生于“花肠”。人体顺应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到一定年龄就会具有产生繁衍后代的“精”的能力。两精相搏，形成胚胎，然后在胞宫内发育成人。人生易老天难老，但天地授予人以繁衍后代的能力，故人类能与天地并存并保持“三气同步”。
壮医将人的精神活动，语言及思考能力，归结为“巧坞”的功能。故凡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治疗上都要着眼于调整“巧坞”的机能。“巧坞”为上部天，位高权重，全身骨肉气血，内脏器官都要接受“巧坞”的指挥，是名副其实的人体总指挥部。“巧坞乱”或“巧坞坏”就会指挥失灵、失误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使三气不能同步而引发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
三、壮医的病因病机论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举凡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无怪乎唐·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结了丰富多彩的解救治疗方法。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于人体内正气的强弱。中毒后邪毒阻滞通道或损耗正气至虚极衰竭，都会导致死亡。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和箭毒、蛇毒的经验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苏敬《新修本草》收载了两种壮族地区著名的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和标志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是缓慢起毒性作用；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毒的抗争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同时也是病态的反映。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可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而且因为虚，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特别容易招致外界邪毒的侵袭，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临床症状。虚的原因，壮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赢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失常，摄入不足而致虚。总之，毒和虚使人体失去常度而表现为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得到适当的治疗，或人体的自我防卫、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战胜邪毒，则人体常度逐步恢复而疾病趋于好转痊愈。否则终因三气不能同步，导致人体气脱、气竭而死亡。